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侦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走向。没有优化配置的侦查权，就无法真正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
□不论是加强人权保障，还是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使之能够依法有效地侦破案件，这是优化侦查权配置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优化侦查权配置是当前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研究司法体制改革中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目前的侦查权配置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安全感的需要，因此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路。
研究侦查权配置的六大误区
个人认为，目前对优化侦查权配置的研究存在六大误区：
一是只看表面问题，不重视原因分析。许多人提到侦查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会列举立案不实、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但往往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二是过分注重对侦查权力的监督，不重视对侦查权的保障。单从法律条文看，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似乎比一些国家的范围要宽。但在实践中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和存在缺陷，以及对公民违反程序性规定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很显然，单一谋求将警察的手脚死死捆住，不应该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基本方向。
三是过分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被害人的权利重视不够。在侦查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更要注重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只有这样，侦查工作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诉讼活动也才能顺利进行。
四是只就事论事设计制度，而忽视相关配套制度的研究。例如，为防止刑讯逼供，有人提出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这一制度对防治刑讯逼供的确有积极作用，公安机关也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录音录像制度发挥作用，相关配套制度也必须跟进。录音录像的核心要求是要做到“全程”，如何保证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承担每一次讯问时录音录像的任务此外，由此带来的装备、人员的保障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并考虑。如果没有这些配套制度的落实，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五是只重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重视对其他侦查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监督。学者一提监督制约，就必然奉“决定权、执行权相分离”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和最大价值追求。但是，在表述时往往只针对公安机关，走入“双重标准”的思维模式，罔顾其他机关自己立案、自己侦查、自己批捕、自己审判等客观事实。无论是对侦查权、起诉权实施监督，还是对审判权、执行权实施监督，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标准也应当是统一的。
六是关注确保公正的措施多，关注提高效率的措施少。“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不能有效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甚至过多地束缚侦查机关的手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破案率下降，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补偿，社会秩序得不到及时恢复。
影响侦查工作开展的四大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正处于社会深刻变化的国家，侦查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与之相比，侦查权的配置远远不能适应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现实需要，公安机关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侦查工作开展。受经济水平限制，我国对侦查机关的投入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高素质执法人员少、培训体系不健全、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经费紧缺及装备匮乏等等。中国的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2007年公安机关实有人数约190万，按人口比例只有1‰多一点，而日本为2.2‰，美国为3.5‰，俄罗斯为8.46‰。紧张的警力使绝大多数民警常年超负荷工作，侦查人员每人手中同时要经办多个案件，往往只能先处置紧急情况，暂时先放缓其他案件，这就使得看起来很长的羁押期限远远不够用，调查取证工作也无法深入进行，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再搜集证据的做法。经费紧张更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国外警方普遍应用的高科技侦破手段在我国大部分地方都因经费原因而无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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